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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十大正规公司即便在人才济济的民国时期

张奚若，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也当过咱们国家的教育部长，他提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就连徐志摩都称赞他是个“强硬派”。

他能说实在话，愿意说真话，敢于直言不讳。在蒋介石面前是这样，在毛主席面前也是这样。

1941年的时候，国民党举办了国民参政会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张奚若也被请了过去。在大会上，他直接对着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贪污和专制。

蒋介石一下子觉得非常尴尬，他按响了铃，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然后说：“大家提意见我欢迎，但请不要太尖刻了。”

没想到张奚若竟然当场站起来，一甩袖子就走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参加过参政会。

之后参政会再次召开会议时，国民政府还是按老规矩给他寄了参会路费和通知，没想到却收到了张奚若的回电，上面写着：“没政事可参与，路费就不收了，退回去吧。”

对于这种情况，国民党方面也只能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张奚若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参与了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这场大事，为建立孙中山先生一直向往的共和国出了大力气，还因此被抓进过监狱。

出狱以后，他怀揣着用科学拯救国家的远大理想，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学习政治学，并且拿到了硕士学位。然后他立马回国，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局长，还在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当教授，后来还做了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的主任和教授，以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抗日战争一打响，他就坚决主张抗日，批评蒋介石“要先打内战才能抗日”的错误方针，为国共联手抗日出了不少力。那时候，他还当上了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并的临时大学（后来改名叫西南联大）的政治系主任，被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选为教授会代表，一起管理学校的大事小情。从这事儿就能看出，张奚若在西南那边儿的知识分子里，多有威望，多让人信服。

经济学家陈岱孙称赞他既是个有志向的人，也是个有学问的人。

逻辑学家金岳霖形容他：“这个人就像个四方形，角尖尖的，碰到那可就不好受了。但奇妙的是，这个四方形的四条边既宽广又亲切。而且，他既是个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也保留了满满的中国学者风范。”

这样看来，张奚若为人既严肃正直又不失宽广包容，即便在人才济济的民国时期，他也能像只高飞的鹤一样，格外引人注目。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张奚若热心参与爱国民主活动，坚决反对打内战，并且是最早支持毛主席《联合政府论》的人之一。

1946年，在重庆，国民党准备开的那个老政协会议开始前，张奚若跑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头那块能挤下六七千人的大草地上，讲了个话，中心意思就是“别再让一个党说了算，也别让一个人独揽大权”。

在演讲时，他高声喊道：“要是我能见到蒋先生，我肯定会跟他说，希望他辞职不干了。这是说得好听点。说得直白点，就是让他走人！”

同时，他也给国民政府贴了个标签：“嘴上都是好话，做事却极其恶劣。”

这样直截了当的讲话，让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并且在知识分子群体里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

在解放战争时期，张奚若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用说话和写文章的方式来战斗，他不停地四处演讲，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严厉地批评和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1949年1月31号，北平城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日子。那时候的张奚若先生，已经过了六十岁，但他的生活却像翻开了一本新书，开始了全新的篇章。

1949年6月，共产党在北平着手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张奚若作为没有党派但热爱国家的民主人士，出席了在中南海颐年堂开的预备会议。

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的一员，这个委员会一共有27个人，主任是毛泽东。

在聊到国旗、首都、国家名字和国歌这些事儿时，他的话特别有分量，影响很大。

那时候，他提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国家的名字，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中华’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人民’说的是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老板和民族资本家，‘共和国’就是咱们国家的体制。”这话让大家都心服口服，连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也都赞同。还有，他坚持要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用来提醒大家不忘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先后做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然后在1952年9月，他接替了马叙伦，成为了咱们国家的第二任教育部长。

1954年9月，他代表北京市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从那以后，他又连续当上了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且还担任过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务。

这时候，跟以前一样，张奚若还是坚持说实在话，说有力的话，并且一直都很简练，不说些空洞的大话来显示自己的聪明。